(我和我的祖国)莫言:不断回归,不断前进

▲莫言近影。(除注明外,均受访者供图)

2012年10月11日,北京时间19时,中国作家莫言的名字,由瑞典文学院的发布厅瞬间传回他的故乡。次日,他在山东高密的旧居院内,萝卜青菜被“洗劫一空”。左邻右舍拿它们熬汤煮粥,灌进娃娃们的肚子里,好沾一沾“仙气”。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,在他们眼里可不就是文曲星下凡嘛!

关于莫言的故事随之流传:小学五年级辍学,后来竟担任了部队的文化课教员;最初的写作动力只是为了一天吃上三顿饺子;尽管他从小就受父母训诫“不要炮,不要炮”(家乡把信口开河的人叫做“炮人”),他又把原名“管谟业”的第二字拆成笔名“莫言”用以自省,但他说话的欲望和能力却是任何外加手段都阻遏不了的,颇得家乡先辈妖才、《聊斋志异》作者蒲松龄的神授……

于是乎,莫言天赋的一面被放大甚至神化,遮盖了他曾付出的异常艰辛。听他演讲或读他文字,你又常常和他的幽默、恣意撞个满怀,仿佛历史之重和情感之重他都可以轻盈托起。这样的莫言能不能再发神威,打破获奖之后再无力作问世的“诺贝尔魔咒”呢?这在读者心里已不仅仅是期待,而是上升为执念。

“希望获奖的热潮快点过去”终归只是莫言的奢望。潮退潮涨、浪去浪回,此岸的他,避不开周期性被“拍打”。创作休眠的时候被“拍”,偶有发力的时候也被“拍”。他近两年陆续发表的组诗《七星曜我》、短篇小说《等待摩西》、“微小说”系列《一斗阁笔记》,无一不被广泛地品头论足。与获奖前不同的是,或质疑或赞美的声音越出了文学界,几成大众话题。作家苏童曾用“头顶桂冠,身披枷锁”来形容莫言的负重。

从处女作《春夜雨霏霏》算起,莫言的文学生涯已有38年。笔端或滞涩或润畅,灵感或迸发或无踪,文学创作充满了理性左右不了的可遇不可求的玄妙。旁观任何一位名作家的数十年写作,谁没有经历过波峰波谷、声隆声寂呢!谁没有经历过停顿、调整、再出发呢!

与举重若轻的文风相呼应的是,莫言的文学探索是以退为进的,退回到故乡的原始经验,通过对土地的大谛听、大审视、大悲悯,探向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。携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《红高粱》《生死疲劳》《蛙》等力作,莫言在不断回归中不断前进。

那么,今年年初起在《上海文学》陆续推出的《一斗阁笔记》呢?它以笔记体小说的形式,被视作对中国传统文人笔记风格的回归,有如对蒲松龄的致敬。但它会携着莫言前进么?《一斗阁笔记》已经推出了24篇,人们只见它的头,不见它的尾。尾在哪里呢?它是神龙吗?或者,它只是原料,就像中篇《野骡子》变成他的长篇《四十一炮》一样,《一斗阁笔记》中某篇微型的笔记会变成什么吗?这一波后浪推前浪的灵感,将为莫言锦上添花么?

也许只有莫言知道,也许连他都不知道。

【人物档案】

莫言,1955年2月出生于山东高密县东北乡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。

代表作有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《白狗秋千架》《红高粱家族》《酒国》《丰乳肥臀》《檀香刑》《四十一炮》《生死疲劳》《蛙》等。

▲◆1962年,莫言与堂姐的合影,这是莫言小时候唯一一张照片。

黑孩

1955年2月17日,高密东北乡鸡叫头遍,一声嘹亮的啼哭冲破晨曦。莫言一出生就落在了泥土上,那是母亲分娩的前一天,父亲专门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、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。家乡这悠久的风俗,暗合着人类归于土又生于土的宿命。40年后,莫言把对自己出生场景的想象,移植给了笔下的上官金童。彼时刚届不惑的莫言,已清楚地知道他会像难以脱离母体的上官金童一样眷恋故乡。无须摆脱而更要贴近、可以轻贱但更应珍视的,正是高密东北乡的泥土,它将为莫言一篇又一篇长篇力作的出世,提供母乳般的给养。

幼时的莫言当然还意识不到这一点,饥饿与孤独是他最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。“困难时期”的1961年,正读小学一年级的莫言和小伙伴们饿得眼冒金星,争相啃食村小食堂亮晶晶的煤块,吃得“嘎嘣嘎嘣”响,一张张小脸黑乎乎的。这一情节后来跑进了《蛙》中。同样跑进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和《夜渔》等作品中的亲历往事,还有偷萝卜、捉螃蟹等。岁月轻摇,把苦难筛成糖屑,抹到嘴里都是甜的。

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2012年12月8日,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,他首先分享的那一粒“糖屑”便是:“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,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。因为饥饿无力,失手将热水瓶打碎,我吓得要命,钻进草垛,一天没敢出来。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,我从草垛里钻出来,以为会受到打骂,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,只是抚摸着我的头,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。”

村庄的旁边有一条大河,名叫胶河。每到七八月汛期,河水烈马般往东奔突,消失在小小莫言想象力无法抵达的远方。抗洪的大人们无暇分身,正是孩子们疯玩的好时机。二年级的莫言却玩不了,他脚上生了毒疮,沾不了地。

百无聊赖,只好看炕头糊墙的旧报纸,报纸贴得横七竖八,莫言躺着看、趴着看、歪着脖子看。他又拿起大哥的藏书《鲁迅作品集》。尽管字都认不全,更别说去理解作品背后的微言大义,但莫言还是咂摸出了好味道,觉着《故事新编》挺有意思。

三年级起该写作文了,莫言出手不凡。班主任认定是抄袭的,说了句今天看来颇为“雷人”的话:“就你长成这副样子,还能写出这样漂亮的作文来?”班主任当场命题、监考,莫言刷刷刷交出一篇生动的《抗旱速写》。管大才子声名鹊起,他的作文甚至成了大路南边公社农业中学的范文。

而作者本人却无法走进中学——因“富裕中农”的家庭出身,还在读五年级的莫言从小学肄业了,成了生产队的小社员,成了《透明的红萝卜》里那个可怜、瘦弱的黑孩。黑孩有着超人般的忍痛能力和感知能力,被莫言视作他全部小说的灵魂。

黑孩长着一双大耳朵。辍学后的莫言,开始了“用耳朵阅读”的漫长生涯。“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,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,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,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,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、历史传奇、逸闻趣事。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、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,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。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自己的写作素材。”

他那时的梦想是逃离农村,逃离祖祖辈辈复制的无边辛劳和贫苦。1976年2月,21岁的莫言应征入伍。他背起行囊,走出村子,连头都不愿意回。

▲◆2002年2月春节期间,大江健三郎来到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。

故乡

行囊里,有母亲卖掉结婚首饰帮莫言购买的四本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它们连通着故土和军营、乡村与城市、莫言的过去和明天。当他那跨越时空对文学近乎本能的热爱,遇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潮时,写作便成了他一生的事业。

1984年,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新组建的文学系。学员们大多是沐时代恩泽而重获读书机会的,因而刻苦异常。一间宿舍四个人,午夜时分,每个人都狼人般眼放金光、神色或喜或悲、嘴里念念有词、闷头“造币”——没错,“造币”,作品一旦发表便可收获稿费,宿舍因此被谑称为“造币车间”。而莫言则是可以通宵达旦运转的“头号造币机”,写到酣畅处会腿脚哆嗦、浑身战栗、口喘粗气。

“造出”成名作《透明的红萝卜》之后,莫言遭遇了瓶颈。帮他打开瓶颈的,是美国作家福克纳、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,此三人分别是1949年、1968年、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

福克纳的文学王国是约克纳帕塔法镇,马尔克斯的文学王国是马孔多镇,他莫言的文学王国当然应该是高密东北乡!他是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主宰,尽可在这片领地颐指气使、开疆拓土、纵横驰骋。将故乡视作精神“血地”,无论身处何地,他与故乡之间始终有一条剪不断的脐带。

莫言在《秋水》中首次提到了“高密东北乡”。他在《白狗秋千架》中,让背井离乡十年的“我”回到高密东北乡,在桥头遇到“一匹全身皆白、只黑了两只前爪的白狗,垂头丧气地从故乡小河上那座颓败的石桥上走过来……”这句与川端康成《雪国》中的那句“……一只壮硕的黑色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,久久地舔着热水……”,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这种放低身段的模仿并不丢人。卡夫卡起步之初要模仿狄更斯,海明威起步之初要模仿托尔斯泰。模仿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,而在于效其精髓,莫言汲取到的精髓是:用自己的方式,讲自己的故事。他的独特方式便是集市说书人的方式,也是他爷爷奶奶、村里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。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颁奖理由对这给予了凸显:“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,因为他融合了民间传说、历史和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,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,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。”

莫言就像说书人一样,将“我爷爷”“我奶奶”请进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高粱地里。他将大爱大恨、大悲大喜铺陈于那片无际而火热的高粱地,演绎出一部荡气回肠的《红高粱》。

发表在1986年第三期《人民文学》的《红高粱》除了在文学界引起热评,还激发起电影人张艺谋的二度创作热情,此后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。我们很难说清也没必要说清,莫言和张艺谋到底谁捧红了谁。那会儿还没有出现“双赢”这个词,但他们确实双赢了。

从高粱地出发,莫言走得更远。沿着大致的时间轴,往回走是《檀香刑》,往前走是《丰乳肥臀》《生死疲劳》《蛙》《四十一炮》等。它们有着共性,都以高密东北乡为故事铺陈的背景,又都含着真实历史事件的素地。

曾经逃离故乡的莫言,身居闹市却让精神回到故乡,他成了通向记忆深处的归人。而他的回归又是多表情、多维度的,比如从快意恩仇归为明达释然的《生死疲劳》,再如从外求归为内观的《蛙》。所以,他这样的回归也同时成就了新的文学探索,他在回归中前进了。

▲◆莫言和罗伯特·埃利斯为莫言国际写作中心揭牌。新华社发

知音

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晚,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就发表了贺信,次日即2012年10月12日,《文汇报》予以独家刊发。贺信中提到:“我和他一起在西班牙参加中西文学论坛的时候,他生病住进医院,他的主治医生就是他的读者。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在中国当代作家中,莫言的作品可能也是译成国外语种最多的。”

所以说,获奖的莫言并非“从天而降”,而是早已在世界各地拥有了众多的读者、赏识者、知音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,也许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。

大江先生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他在获奖演说中专门谈到了莫言:“正是这些形象系统,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,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。不久后,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、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。”演说之前,瑞典学院的朋友陪大江熟悉场地的时候问道:“您认为下一位获得诺奖的亚洲作家会是谁?”大江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如果有可能让我来选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那就是莫言。在我知道的中国作家中,莫言是最出色的。”这是一位文学前辈对小他20岁的文学青年(那一年莫言39岁)的智慧预见和无私提携。大江就像月老,最先牵起了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姻缘。

无私是因为他们素未谋面,但大江已通过1989年《红高粱》日译本等作品,见识了莫言的才华并不吝推崇。对此,莫言非常感激却又无从感激。

直至6年之后的2000年10月,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,大江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学术访问,其间见到了神交已久的莫言,一见投缘。

经外文所搭桥,日本NHK电视台《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》聚焦莫言的那一期节目,请到了很难请得动的大江先生,由他来担纲对莫言的访问。大江于2002年2月春节期间亲赴莫言的家乡,见识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。

莫言邀大江参观旧居院内的磨盘,屋里的灶台,房梁上防尘的糊纸,推开后窗是一条一到汛期就泛滥的大河。

他们一起喝酒、吃饺子、谈文学……谈故乡的狗、树,谈恐怖的洪水、战争,谈人性的暗处与明处。他们同执一念——小说写到最后应该给人以光明,让人更信赖人。

4天一晃而过,到了话别的时候,莫言的父亲送给大江先生一瓶茅台酒。2008年9月底至10月初,记者与“中国作家代表团”的铁凝、莫言等11名作家同赴韩国,参加在首尔举行的“第一届韩日中东亚文学论坛”。论坛期间,记者领略了看似腼腆的莫言对酒的热爱和喝酒之后的奔放。比如9月30日的“南山文学之家”晚会上,莫言为大家祝酒,幽默地建议第二届、第三届干脆采用摆酒席的方式或把活动地点设在酒厂。几杯酒下肚,他又扯着脖子唱起《红高粱》里的《酒神曲》:“……喝了咱的酒,上下通气不咳嗽……”

分享文学与分享美酒,在莫言那儿有时是同一回事。在还没谈够文学而不得不话别的时候,就让大江先生带着酒回日本吧。大江舍不得喝,把酒珍藏在书斋里,不许家人碰。他执拗地和莫言相约:“什么时候等你拿了诺贝尔文学奖,我再把酒打开,咱们一起喝。”

大江下一次来中国,是2006年。他在中国社科院小报告厅作题为《始自于绝望的希望》的演讲,莫言应邀前去倾听。大江在演讲中再次表达了对莫言的赞赏,认为莫言“将是中国最有实力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”。

2012年10月11日,大江先生的预言成真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韦斯特伯格接受媒体访问时说:“我不能透露是谁推荐了莫言,但的确有些作家很喜欢他,比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,他曾连续5年推荐莫言。”

该到共饮美酒的时候了。2015年底,大江先生告诉他作品的中文译者许金龙:“明年9月,我会带上珍藏了十多年的酒,到中国看老朋友!”不料2016年初的体检不过关,医生给年逾八旬的大江先生下达了出行禁令。

美酒还在他的书斋里,见证着文学双星的忘年之谊。莫言在组诗《七星曜我》中回味:“……你到过我的故乡/进过我的老屋/站在窗户前,想象洪水似扬鬃烈马/在河道里冲撞……”今天,在高密县莫言文学馆楼梯的东墙上,挂着一幅大江赠给莫言的手迹:“莫言先生,作为朋友,我认为你是可怕的对手,然而,仍然是朋友!”

▲◆莫言寄语:文汇天下奇葩。

记者手记

常常清理自己的书桌

莫言本人其实是不赞成建立莫言文学馆的,他谨慎内敛,接受不了堂而皇之大费周章的颂扬,但高密县政府自有理由:“建文学馆不是建你们老管家的家庙,是高密文化界的大事。莫言属于高密,莫言属于世界!”这让莫言还能说什么好呢?

公众的莫言,已无法自行圈定归属。唯有缩进家里,他还是父亲的儿子、妻子的丈夫、女儿的父亲。他左右不了莫言文学馆的规模和布局,他只能左右自己的书桌。

莫言常常清理自己的书桌。“有时我会做些简单的笔记,但大多数时候不这么做。随手记下的东西一旦用完,一定要把纸撕掉,让眼前更纯净;一部小说写完,就把所有记着细节、素材的纸处理掉,这样我才感觉真正完成了作品。”莫言的“有”是从“无”之中产生的,最后又回到“无”。这很像孔子以“绘事后素”对《诗经》“素以为绚兮”的解释,意思是先有白色的底子,才好作画。

那些从桌上清走的笔记,是不是走进了《一斗阁笔记》呢?《一斗阁笔记》的每一篇都很短,这里不妨恭录一篇《锦衣》,由读者去猜:

一富家女,容貌姣好,及笄,自言宁死不嫁。其母怪之。每至夜深人静时,闺中即有男子说笑之声。母逼问之,女曰:系一美貌华服男儿,夜来幽会,鸡鸣时,即匆匆离去。母授计于女。至夜,男又至,女将其华服锁于柜中。平明,男索衣欲去,女不予,男怅怅而逝。清晨,大雪,母开鸡舍,见公鸡赤裸而出,不着一毛,状甚滑稽也。女急开柜,见满柜鸡毛灿灿。女抱鸡毛出,望裸鸡而投之。只见吉羽纷扬,盘旋片刻,皆归位鸡身,有条不紊,片羽未乱也。公鸡展翅,飞上墙头,引颈长啼。啼罢,忽作人语,曰:吾本天上昴星官,贬谪人间十三年,今日期满回宫去,有啥问题找莫言。

也许,你能从《锦衣》中看到蒲松龄的精魂一闪。可以肯定的是,一向以狂欢式语言著称的莫言,突然惜墨如金了。

老子曰: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。简言之就是,为学要做加法,修道要做减法。久入文学之道的莫言,是不是也要开始做减法了呢?

作者: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

编辑:赵征南

责任编辑:王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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